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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时代特点看民营企业文化和企业内刊
时间:2018-08-13 10:24:33

摘自成功领袖网

 

我们所处时代的三大特点

最近,我在北大听著名经济学者汪丁丁教授的《制度分析基础》课,他提出,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有三大特点:一是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时期;二是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;三是处于后中央经济的时期。我认为,这三大特点总结得非常好,对我们观察和理解自己所处的生存环境很有意义。下面我们就此做一个简要的讨论。

首先,我们都已经看到了,处在转型期的人对未来的预期是不稳定的,因为推动转型的人都在“摸着石头过河”,那么,对于多数老百姓来说,就更不可能形成稳定的预期。这种对未来预期的不稳定,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?就是大量地产生短期行为。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,人们会去做长线的投资,包括投资个人信用。而在一个转型期的社会当中,人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,因为预期收益不稳定,甚至预期无收益,所以也就不大敢做长线的投资。在贴现率很高的情况下,急功近利,“短平快”往往就成为一种理性选择。而且,由于建立信用的回报不高,甚至相反,不讲信用没准还很实惠,这就使得转型期的理性人在市场博弈中,不敢讲信用(请注意,不是不想讲信用),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,其结果是导致社会整体信用水平的下降。这确实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。这种现象,我们把它叫做“转型期的困境”。因为社会开放程度的增加,以及市场的力量无处不在,使得几乎所有的人都被迫卷入了这种困境。这是我们对第一个特点的分析。其次,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当中,一直保持了高速的增长,这种现象在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里面也是不多见的。而且,目前还看不到这种增长速度会出现明显下滑的迹象。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,一方面表明社会总的财富在增加,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分配结果上差距的加大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是因为我们的改革,从一开始就是以“打破平均主义”、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为激励的,也就是通过拉开差距来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。

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的GDP保持了平均每年增长8%的水平,而社会财富增加部分的表现形式最终要落在具体的所有者身上。由于多种所有制的存在,尤其是非国有经济成份的不断加大,财富的增加部分有相当比例已经不在国家手里,而是留在了民间。人们常说的“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特点是藏富于民”,就是对这一事实的某种正面的表述。这从改革开放之初,居民存款只有450多亿,而到今天这个数字已经达到80000多亿来看,可见一斑。这么多的财富留在民间,他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激励作用。你看现在可没有人说“干好干坏一个样”了,相反却都铆足了劲,在奔向富裕的道路上积极参与竞争,整个社会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发挥,这是社会财富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涌现的重要源泉。当然,从另一个角度看,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的过程,其实也是让所有的人共同经历一场文化心态上的调整的过程,正如,人们在排队上车时是一种心情,而在挤公共汽车时是另一种心情一样。所以,我们应当认识到: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,由于机会太多,诱惑太大,人们心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,要求人们做到以平和的心态来对人对事,确实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情。

第三,后中央经济时期意味着国家在对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控制力方面明显减弱。从抓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过程中,为了调动基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,中央在政治和经济权力下放的同时,也放宽了对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,加上开放所带来的外来思想文化观念上的传播,必然形成了全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,这种现象既反映了社会的进步,也造成了当下许多人在精神方面的无所适从,所谓“自由的代价往往是争取自由的人们没有想到的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而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,不仅给人们带来了主体的困惑,同时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们在思想道德方面的软约束,从而在人们越来越频繁的各种交往中,更容易引发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的冲突。旧的约束机制消失了,而新的约束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,甚至完全没有建立起来,人们的生活质量在人文的意义上,不但没有得到明显的提升,而且还可能下降。因为,从根本上说,作为群居动物的人,坚持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多元化,指的应该是“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”意义上的多元性。如果多元化走到了极致,成为“个元化”,那么,就可能产生个体的孤独与惶惑。自由也就走到了它的反面,让人感到处处失去自由。通过对这个时代的三个特点的分析,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:依靠政府来使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,获得制度转型期的稳定感、经济发展期的成就感以及后中央经济期的归宿感,都已经成为一种逻辑的不可能和现实的不可能,因为政府没有这个力量,也不应该有这个力量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。那么,社会发展的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呢?是尽快地造就一大批企业家,以经济的方式组成一个个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法人主体,以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为动力,整合全社会的人力资源,这种整合自然包括企业家对人的浮躁心态的整合,也包括对每个个体知识能量和文化价值观的整合。应该说,这既是中国走向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一种社会组织方式,也是一种从国家意义上说,成本最低的一种社会组织方式。

坦率地说,得出以上的结论,并在这个场合把它说出来,不是为了给政府建言献策,而是想指出,我们这个社会对企业家所寄予的希望,绝不只是在经济方面,还包括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人文关怀方面。因此,从这个意义上说,要想在这个时代成就大事业的中国企业家,不仅要靠经济的力量,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以其人格的魅力和丰厚的文化底蕴,来吸引广大的人力资本,形成永续的竞争力。也就是说,在下一个发展阶段上,企业家如果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,能以其在企业文化上的成功,影响社会文化的演进,促进社会整体信用水平的提升,引导人们通过丰富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来提高生活质量,那么,企业家才有可能在我们这个传统的轻商社会里,堂而皇之地走上政治舞台。


民营企业内部刊物的任务

需要申明的是,我说这些话的真实目的,其实并不是想告诉我们的企业家如何才能进入政治圈子,也不是想说明只有进入政治圈子,才是企业家最好的归宿,而是想由此进一步引申出下一个结论: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企业文化,它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必然结果,而不是“文人老板”或者企业内刊的“秀才们”在那里“做秀”的产物。指出这一点,我认为非常重要,因为在现实生活中,对企业文化的各种误解不胜枚举,而且存在各种误解的人当中,也包括相当数量的企业家。当然,尽管企业文化并没有在所有的企业家那里得到应有的重视,但是,基于刚才我们所分析的当下社会的三个特点,我们企业内刊人还是应该有信心做好自己的工作,因为随着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秩序的逐步完善,无论企业家是愿意还是不愿意,他要想做大、做强,就必须承担起建立企业文化的责任和历史使命,而且更重要的是,他们只有这样去做了,才能使企业保持永续的竞争力,并使企业家自己在物质上富有的同时实现精神上的丰富。

当企业家意识到企业文化的重要性的时候,企业内刊的地位也就凸显出来了,因为企业内刊是企业文化的外化形式。企业家在以其人格的魅力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建立企业文化的时候,他必须对企业的历史和未来作出阐释和描绘,企业文化的演进的过程,在很大意义上是企业家对自身历史和未来的不断阐释和描绘的过程。而这种阐释和描绘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传播的形式上,它必须以文字的形式“固化”,才能持续并广泛传播。另外,企业家在组织企业内部合作的时候,他无法回避对这样三个基本问题的回答,即,你为什么要考虑别人的利益?谁的利益要考虑,谁的利益要优先考虑?什么利益要考虑,什么利益要优先考虑?对于这三个问题,企业家不回答,人家就会去猜测,与其让员工去猜测,当然不如通过内刊说出来。这就为企业的内刊提供了最好的内容来源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,企业内刊是伴随企业文化演进的一个舞台,也是企业文化演进的一个历史记录。在这个舞台上能演出什么水平的“剧目”,在记录历史的过程中能够留下哪些真正有意义的东西,就要看每一个内刊人的素质水平和努力程度了。

据我个人10年来办内刊的经验,企业内刊的重要的职能应该是:

1、要说企业家想说的话。企业家投钱办内刊,自然有其明确的价值取向。当然,有的企业家能说会道,而且说起来头头是道,那么,你就尽管跟着整理就是,把它发表出来,传播出去就行了。如果遇上“讷于言,敏于行”的企业家,那么,你就要努力去了解他的思想,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。

2、续说企业家没有说完整的话。企业家不可能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,这既没有时间,也没有可能,而且并不是每一篇讲话都有新意,而对于读者来说,总是不爱听“车轱辘话”。所以,要掌握企业家的一些最基本的企业理念和思想原则,把企业家对人生、对社会、对企业、对人、对事的观念,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,既不能把企业内刊办成“老生常谈”,更不能把它办成报告汇编。

3、要反映广大员工对企业家的心声。企业文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,所以,没有员工的声音,没有不同的声音,企业家在内刊上唱“独角戏”是一种很尴尬的事情。

4、把企业家的话中带普遍意义的理论提炼出来,或者是帮助企业家把说过的话上升到理论的高度。这件事不大容易,它需要内刊人有一定的理论功底,以及与企业家本人有一定的个人感情和思想交流的时间。

最后,我想说的是,企业内刊的根本任务是:把金钱变为精神,并使这种精神回过头来能变为金钱。做到了这一点,企业家就会对你表示满意,你也会对自己感到满意。